薛华聪走进酒店大堂。队友们己经三三两两进了电梯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看他。他按下电梯按钮，门开了，他走进去，靠在电梯壁上。
电梯到了八楼。他走出来，走廊很长，灯光昏黄。他的房间在走廊尽头。
他打开门，没有开灯。
行李扔在门口，他走到床边，坐下来。窗外的阿布扎比还在亮着，万家灯火，没有一盏属于他。
他拿出手机，翻到江思东的号码。
拨出去。
“您拨打的电话己关机。”
他拨了三遍。三遍都是同样的提示音。
他把手机扔在床上，仰面躺下。天花板是白色的，有一盏灯，灯没有开。
他想起老张没有说完的那句话。
“如果你多问一句就好了。”
多问一句什么？
薛华聪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
枕头是白的，床单是白的，墙壁是白的。一切都是白的，像一张巨大的空白答卷，而他不知道填什么答案。
第二天一早，薛华聪被敲门声惊醒。
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和衣躺在床上，鞋都没脱。右腿肿了一圈，绷带勒出了紫色的印子。他艰难地坐起来，膝盖咔咔响了两声。
“薛队，该走了。”门外是队务小刘的声音。
“来了。”
他站起来，右腿钻心地痛。他咬着牙走到门口，拉开门。
小刘站在门外，手里拿着早餐——一杯豆浆，两个包子。薛华聪接过来，豆浆还是热的。
“薛队，你的腿……”
“没事。”
他咬了一口包子，是猪肉大葱馅的。他嚼了两下，咽不下去。不是因为包子不好吃，是因为他忽然想起来，江思东不吃猪肉。认识二十六年了，他居然差点忘了。
他把包子放在桌上，喝了口豆浆。
走廊里，队友们陆续出来了。有人拖着行李箱，有人背着包，没有人说话。这支队伍从来不是一支爱说话的队伍。赢了不说话，输了更不说话。
薛华聪走在队伍最后面。他的右腿每走一步都在痛，但他没有一瘸一拐。他把痛咽下去了，像咽一口滚烫的水。
大巴在酒店门口等着。薛华聪最后一个上车，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。他的手机响了，是足协的电话。
“华聪，今天下午的航班，你们先回国。调查组会在这边处理后续事宜。”
“调查组？”
“思东的事。”电话那头顿了顿，“你不知道？”
薛华聪没有说话。
“算了，你回来再说吧。”
电话挂了。
薛华聪把手机扣在膝盖上，看着窗外。阿布扎比的早晨阳光很好，街上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遛狗，有人骑着自行车送孩子上学。一切都很正常，正常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飞机是下午两点起飞的。
薛华聪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右边是一个空座。江思东的座位。登机口广播叫了三遍江思东的名字，没有人应答。空乘走过来问薛华聪：“先生，这位江先生是不坐了吗？”
薛华聪点了点头。
空乘把江思东座位上的小桌板收起来，安全带扣好，走了。
飞机滑行的时候，薛华聪闭上了眼睛。发动机的轰鸣声像一种巨大的白噪音，盖过了一切。他在这片噪音里，想起了一些很久以前的事。
2002年，他十七岁，在葡萄牙踢球。有一天训练结束，教练把他叫到办公室，递给他一张报纸。报纸上有一篇报道，标题是《前国脚江大勇涉嫌D球被捕》。他看了三遍，才把“江大勇”和“江思东的父亲”连在一起。
他想起江思东在选拔赛上踩单车的脚。那双脚穿着一双白色的皮面球鞋，鞋带系得很紧，鞋面上画着一颗五角星。他想起江大勇在场边抽烟的样子，烟头在暗红色的天空下明明灭灭。
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两个数字，又放下了。
他想：那不关我的事。
他错了。
飞机落地北京的时候，是当地时间晚上八点。
薛华聪打开手机，消息像潮水一样涌进来。他一条都没看，首接拨了老张的号码。
“老张，思东在哪？”
“在看守所。”老张的声音很低，“华聪，你别来了，来了也见不到。”
“怎么回事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久到薛华聪以为信号断了。
“华聪，”老张终于开口了，“思东的事，不是这一场。”
薛华聪握着手机的手收紧了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调查组查了他的通讯记录。他们查出来，这不是第一次。从2018年就开始涉及。”
老张没有说下去。
薛华聪站在到达大厅，周围是接机的人群，有人举着牌子，有人抱着花，有人喊着名字。一个男人跑过来，抱住一个刚从到达口走出来的旅客，两个人笑着抱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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